孫機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文物專家、考古學家。他認為，博物館是文物的殿堂，而文物是人類文化成就物化的見證。古代物質文化是中國人的驕傲，折射著中國的基本國情，反映著中國人的精神，體現了中華文化內涵。孫機先生在許多場合呼吁讓更多文物從歷史中“醒來”。
5月18日“國際博物館日”，“道中華”以此為題將孫機先生的主要觀點和相關文獻進行整理，以饗讀者。
01怎樣看待物質文化與文化自信的關系
孫機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成就，是中華文明五千年輝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文物，尤其是其中的物質文化資料，縱然多半是日用品，和重要歷史事件不一定有直接聯系，但卻是人民生活的見證、科技水平的標尺，是其所屬時代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
中國古代在很多方面都領先西方。比如，船舵是中國人于公元1世紀發明的，西方到11世紀才使用，比我們晚了一千年；在車的使用上，中國也比西方早一千年。再看今天農民使用的鐵鏵犁，和西漢發明犁壁時并無兩樣，而西方到很晚才學會使用犁壁……
因此，我們將古代中國的物質文明總括起來加以回顧，就會發現古人的發明創造不計其數，從天文數學到農田水利，從燒磚制瓦到駕車造船，處處閃耀著智慧的光芒。更不要說絲織、造紙、冶金、制瓷等世人普受其惠的諸多發明，這些成就有力推動了人類文明的進程。
文化的內涵很廣泛，有精神層面的，也有物質層面的。回顧中華民族五千年來走過的路，無數領先世界的發明成果熠熠生輝。文化自信是整部中國文化史的產物，建立在中華五千年文化成果的基礎之上，貶低或無視這些成果，就是從根本上對中國文化的否定。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古代物質文化是中國人的驕傲，優秀的物質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礎。
02如何從文物中由小見大而盡精微
文博工作者是通過研究、考證文物的細節來復原歷史的。孫機先生介紹，比如研究中國古代服飾，我們首先要了解服飾的作用、功能是防寒御暑、保護身體等，要看到服飾的演變是隨著穿著者的生活、生產的變化而發生的；同時，通過一個人身著的服飾又可以了解到他的社會地位、文化修養；再者，服飾的演變還能體現出中國人五千年來審美觀的變遷。
在綜合研究這些內容后，我們已經不單單是在研究一件衣服。同理，我們在展示和闡釋服飾時，也不是簡簡單單把服飾往展柜里一擺，而是要讓參觀者了解到這件衣服當時是怎么穿的，穿上后是什么樣子的。與此同時，穿衣服是配套的，內衣、外衣、上衣、下衣，一套衣服就是一個人的形象。所以，我們可以通過對古人的服飾、妝容、發飾、配飾進行復原，配合大量文物線圖和文物圖片，反映出中國古代人的整體形象，讓參觀者直觀地看到中華五千年的服飾變遷，把中國服飾的根底闡釋清楚。
▲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古代服飾文化展復原的中國古人整體形象。
▲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古代服飾文化展中詳盡的線圖說明。
西漢初年，百姓譴責秦始皇的暴政，其中有一項叫“頭會箕斂”，是說秦軍拿著一個像簸箕一樣的東西去老百姓家隨意斂收糧食，供給軍費，遭到老百姓的抱怨。
前些年，有學者在山東博物館發現一個銅箕，上面鑄著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詔書，證明此文物是一個量器。事實上，從秦代往下到漢代，往上至戰國甚至商代，都有這種量器。所以，“頭會箕斂”可以理解為當時漢朝老百姓譴責秦始皇時比較夸張的一種說法。通過這件文物，可以還原秦朝賦稅制度，是對文獻的一個補充說明，也是對當時社會狀況的一個說明，這就是“由小見大”的例子。
▲秦銅箕量：1．全形；2．銘文；3．側面；4．背面。
03如何通過文物來解讀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形成發展史
孫機先生介紹，通過文物研究，我們發現，中華民族在遙遠的時代就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共同體。
中國這么大的國家，古代也有中原、邊疆之分。比如，原來有這樣一個比較固定的看法：長江以南在商代人看來是很遙遠的地方，商朝的首都無論在朝歌還是安陽，距長江以南都很遠。
但是經過考古發掘，我們發現很多出土文物即使相距遙遠卻非常相似。比如紅山文化在內蒙古遼寧一帶，良渚文化在浙江，可是它們出土的很多文物都有相似性，比如神像的特征基本上一樣，而且有些早期的文字，如殷墟甲骨文，以及更原始的文字，看起來基本相似——都是單個的方塊字。再比如，以前，我們只知道河南安陽殷墟出土了商代的甲骨文，后來在陜西又出土了西周的甲骨文。
這說明，中華民族在遙遠的時代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共同體。各地出土的若干生活用品，如陶器造型上的差別，和共性相比較，就顯得次要了。
04如何透過文物解讀東西方文化交流
孫機先生強調，我們首先要看到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是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但近年來不少國內外專家學者認為，中國古代一些先進物質文化的“原型”來自西方。
對于這種觀點，首先我們要肯定文化交流對文化發展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是好事，但如果肆意杜撰，那我們也不必理會。從文物角度解讀東西方文化交流，我們應該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
首先，他認為交流雙方要有直接接觸。比如目前學界大部分研究文章認同“中國古車西來說”。事實是，古代西方最早發現的車大約距今2000年，而我國則發現了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頭時期的兩輪車轍印，首先從時代上就否定了這種說法。此外，西方古車與中國古車在用途和功能上不同。文獻記載，我國在二里頭時期不但有車，而且車上能坐3人，可用于作戰，車輪直徑在1．35米左右。西方古車車輪直徑較小，一般不超過90厘米，不能用于作戰，只用于運輸，且載重量不超過400斤。另外，二者的系駕法（即駕車的方法）也不同。古印度使用牛車，他們認為牛角是牛最有力量的部分，因此古印度的系駕法是將車轅拴在牛角上。兩河流域和古埃及使用頸帶系駕法，即將車轅拴在馬脖子上，妨礙馬在奔跑時的呼吸。根據秦始皇陵出土銅車判斷，中國古代使用軛靷式系駕法，車轅架在馬的肩胛骨處，避開馬的胸部和頸部，不妨礙呼吸，也不影響駕車速度。正因為有軛靷式系駕法，中國的古車才能用于作戰，這是中國古車所特有的特征。
▲軛靷式系駕法示意圖。
▲漢代從胸帶式系駕法到鞍套式系駕法的演變。
其次，文化的“接受方”要有實際的社會需求。比如椅子，最早出現在古埃及，后傳入希臘和波斯，中國漢代在新疆樓蘭地區出土了雕花木椅，但卻無法傳入玉門關以內地區，這與當時中原的禮儀制度和生活習慣有很大關系。當時中原人的室內活動采用“席坐”，并且認為“踞坐”（即垂腿而坐）是很無禮的行為。由此可見，文化傳播也會受到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制約，沒有一定的實際需求，文化交流就無法產生。
再次，在文化交流中，傳播的一方在文明發展階段上要領先于接受的一方，否則文化交流無法發生。比如牛津大學學者認為，中國古代的“杯”是從公元前1000年的高加索地區而來。首先我們要明確一個概念，中國古代魏晉南北朝及以前所提到的“杯”均指“耳杯”，耳杯由一個橢圓形容器和兩個對稱的弧形耳組成，與今天我們所說的“杯”有本質的區別。高加索地區出土的銀杯在中國古代所對應的器物應該叫做“觚”，而我國最早的觚形器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的興隆洼文化。
▲戰國漆耳杯（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最后，交流雙方的文化特征要一致。比如日本著名漢學家石田干之助曾斷定，中國古代有翼獸的原型一定在古波斯。但我們通過對二者的特征分析發現，西方的有翼獸翅膀很大，與身體的比例協調，這是因為在西方的神話體系中，有翼獸這類神獸是由翅膀帶動來飛翔的。而中國古代的有翼獸翅膀則很小，在中國古代的神話體系中，神獸和神明往往乘虛御風、騰云駕霧，并不真正借助翅膀飛行，翅膀只是一個神化的符號，借助這種藝術上的表達來表現神獸的神性。由此可見，二者雖然都是神獸，都有翅膀，但是觀念、特征和用途都不相同。因此，中國古代有翼獸來源于古波斯的說法并不可信。
孫機先生認為，我們既要承認中西文化交流確實對我國古代物質文明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對中華民族的物質文化，我們有足夠的底氣抱以自信。
（本文文字圖片均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圖書資料部提供。）
參考文獻：
1．《中國古代物質文化》
2．《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
受訪者簡介：
孫機，中國國家博物館終身研究館員，漢代物質文化研究專家。
監制 ｜楊新華肖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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